Kaiyun中国：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中国如何成为全球供应链新主力
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当下，吴靖教授的《全球供应链超级趋势》以其宏大的历史视野与深刻的现实洞察，为读者提供了一部理解全球供应链变革的“时代之书”。本书以“回顾过去”“风起云涌”“变革重塑”“未来潮流”四大视角，系统梳理了全Kaiyun官方中国球供应链的演变逻辑，并聚焦中国在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角色。腾讯新闻联合中信出版社、中国网发起的栏目《经纬线》将分两期刊载书中《中国崛起：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角色》这一章节，以期通过理论与案例的结合，揭示当前全球贸易格局的深层矛盾与中国供应链优势的战略价值。
近年来，美国频繁挥舞“关税大棒”，试图通过贸易保护主义重塑供应链格局。从对中国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到将打击范围扩大至东南亚、欧盟，美国政策反复无常导致全球货运混乱、港口拥堵、企业战略布局陷入瘫痪。正如书中所说，这类“非关税贸易壁垒”已演变为大国博弈的“新武器”，其本质是以政治手段干预经济规则，破坏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性。
美国关税政策的短期主义不仅推高本土消费者成本，更迫使企业依赖现货市场、延缓长期规划，加剧全球供应链的“碎片化”。书中以特斯拉、苹果等跨国企业为例，揭示其供应链被迫从“效率优先”转向“风险分散”，催生“友岸外包”“区域一体化”等新趋势。这种逆全球化浪潮下，传统供应链网络的效率红利消退，取而代之的是成本攀升与不确定性蔓延。
面对外部冲击，中国供应链的韧性在改革开放与加入WTO的积淀中愈发凸显。吴靖在《中国崛起》一章中，以详实数据还原了中国从“简单代工”到“复杂网络”的跃升路径：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上海港吞吐量连续十年全球第一，更通过“一带一路”布局希腊比雷埃夫斯港等战略节点，构建起覆盖200余国的贸易网络。这一优势不仅源于规模经济与基础设施，更在于“金字塔型产业集群”的协同效应——从电子元件到重型机械，中国形成了多层次、全品类的制造体系，成为全球供应链难以替代的“缓冲带”。
当前，中国正以数字化与绿色化引领供应链变革。书中预测，自动化生产与智能供应链将重塑效率边界，而绿色供应链则通过碳足迹追踪、循环经济等模式，回应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例如，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的垂直整合能力，既规避了关税开云网站壁垒对传统汽车业的冲击，又为全球低碳转型提供技术方案。
中国供应链的终极价值在于“连接”而非“替代”。面对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需以开放合作对冲割裂风险：一方面，通过RCEP与“一带一路”深化区域协同，将供应链延伸至东盟、拉美等新兴市场；另一方面，依托跨境电商与数字技术（如区块链、大模型），推动中小企业在全球市场中实现“精准适配”。
《全球供应链超级趋势》不仅是一部学术著作，更是一份“行动指南”。它提醒我们：中国供应链的优势绝非静态禀赋，而是动态进化的能力——唯有坚持创新驱动、包容性全球化，方能将“中国制造”升级为“全球服务”，为动荡中的世界贸易体系注入稳定力量。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参与国际贸易的比重低，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比重更低。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数据，1970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仅为 45.86 亿美元，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在同一年约为926 亿美元，这意味着进出口贸易只占GDP 的 5% 左右，远低于很多国家。这一时期，由于中国经济的封闭性，外商在中国的投资非常有限。
中国经济崛起与正式参与全球供应链是在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中国的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利欧对每一个经济大国进行了相对低位的粗略估计，考虑了哪些决定性因素会对18 个世界经济大国的相对实力产生影响，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债务负担、教育和军事实力。看到计算结果后他惊奇地发现，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中国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目前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位居第二，他预测中国的经济实力会持续增长，而美国的经济实力则走“下坡路”。根据世界发展指标估算的主要经济体在全球GDP 中的占比（见表 2-1），中国迅速从 1980 年的 1.7% 提升至 2020 年的 17.3%，增速明显。在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为 206 亿美元。然而，到 2018 年，中国的贸易总额已经扩大到 4.62 万亿美元。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吸引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2008 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 952.5 亿美元，相比 1983 年，增幅达 41 倍；外商直接投资达到 924 亿美元，增幅达 99.4 倍。通过前文，我们了解到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着不可撼动的主导地位，逐渐上涨的数据支撑着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的增速。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的份额，从 1980 年的不足 2% 提升到 2016 年的近 25%。如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之一。
另一方面，中国在全球供应链的参与度和中心度逐渐增强。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工业化进程加快，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中心之一。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全球占比已然稳居世界前列。从电子产品到纺织品，几乎所有类型的商品都有中国的“身影”。很多跨境企业，尤其是电子产品制造商，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重要性提升。说到电子制造商，最为典型的企业就是富士康。富士康被称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产业制造商”，其主要的商业模式是原厂委托制造（OEM），采取一站式服务。富士康在中国大陆设有多个制造基地，包括深圳和郑州的大规模工厂，为包括苹果在内的知名品牌生产各种电子产品，这使中国成为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业的重要一环。
尽管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发展迅速，但在 2003 年之前，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大陆发展的相对优势也远不及亚洲四小龙（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2003 年中国大陆的人均 GDP 远低于这四个经济体（见表 2-2）。在对外贸易方面，虽然中国大陆的贸易总额较高，但是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其人均贸易额远低于亚洲四小龙。中国大陆的高科技产业在2003 年之前还处于起步阶段，相比之下，亚洲四小龙在这一领域的发展更为成熟。例如，韩国的三星和中国台湾的台积电在全球半导体市场中占有重要地位，新加坡是全球最大的硬盘生产地之一，中国香港则是全球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
加入 WTO 成为中国全球化发展的关键一步。中国在外商投资、关税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吸引外资，形成了多行业产业链。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的数据，2001 年，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为 468 亿美元；到 2005 年，这个数字增长到 603 亿美元；到 2010 年，已经飙升至 1 056 亿美元。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在 2003 年以后快速增长。 2003 年以后中国大陆在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度迅速上升，2003 年全球贸易以美国为中心， 2018 年中国大陆已经崛起成为全球供应链三大节点之一。
最新的研究也发现，加入 WTO 后，美国对中国商品进口关税的不确定性降低，这激励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发展。这一时期，大量的留学生赴美学习新的技术。中国在此时形成了电子、机械、纺织、汽车方面的产业链，取代了亚洲四小龙在这些产业链上的优势。在电子行业，苹果公司在中国与富士康等企业合作，生产手机、平板电脑等产品。中国的电子产业链开始完善，从集成电路设计、零部件生产、组装测试到物流运输，形成了完整的产业生态，成为全球电子制造的中心，很多重要的电子零部件供应商，如台积电、富士康等也设立了本土生产线。在机械行业，西门子、通用电气等国际大公司，都在中国设立了工厂和研发中心。中国的机械制造业，特别是建筑机械、农业机械和电力设备等方面，在全球有很强的竞争力。
在汽车行业，很多国际汽车品牌在中国建立了生产基地。比如，大众汽车与一汽集团合作成立了一汽大众，生产大众旗下各种品牌的汽车；通用汽车与上汽集团合作成立了上汽通用，生产雪佛兰、别克、凯迪拉克等品牌的汽车。这些合资公司不仅生产汽车，还研发适应中国市场的新产品，推动了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在纺织行业，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许多国际知名的服装品牌，如ZARA、H&M 等，都将大部分产品的生产线放在了中国。中国的纺织产业链逐渐完善，从棉花种植、纱线生产、布料染色到成衣制造，形成了全球最大的纺织品生产基地。
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庞大而形成的劳动力优势在世界范围内首屈一指。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于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国际企业选择在中国建立生产基地，从而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外国直接投资迅速涌入，大量的跨国企业在中国设立了生产线，促进了中国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定义，中国在劳动密集型出口中的份额从 2000 年（加入 WTO 前一年）的 13.9% 增长到 2018 年的 26.9%。这一份额大于紧随其后的五大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国的总和。富士康除了赖成熟的技术，不可或缺的还有劳动力的成本优势。许多跨国公司，如宜家、沃尔玛等，都将供应链的一部分转移到中国，原因同样是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根据麦肯锡的调查报告，美国、日本、韩国、欧洲国家和中国在各自进口份额中基于劳动力套利的比重，可以看到从 1995 年至今，由于本身的劳动力优势，中国从其他国家进口几乎无法从劳动力中套利。中金公司的研究报告也指出，中国与邻国的产业融合度很高，与欧美的产业融合度很低，说明中国与欧美国家有着较大的禀赋差异。中国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禀赋就是劳动力优势。
中国靠代工迅速崛起，之后靠代工技术转型成为创新企业聚集地。比如华为这家如今在全球电信领域享有盛誉的技术企业，正是转型的杰出代表。实际上，华为并非特例。在那个时代，无数中国本土企业借助代工机会深入全球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从而在技术、管理以及品牌建设上得到了迅速提升。那么，代工技术又是如何助力公司发展的呢？通过富士康和比亚迪两家公司的发展路径，可以体会到代工技术的影响力。例如，富士康最初是一个相对不知名的代工厂商，主要生产电子部件，但凭借高质量、高效率和低成本的生产能力，逐渐赢得与苹果、索尼、戴尔等大品牌合作的机会。这些合作不仅让富士康深入全球供应链，也极大地提升了它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通过与这些大品牌的合作，富士康逐渐积累了丰富的供应链管理和制造经验，这使它不断优化生产流程，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客户。除了代工生产，富士康还进一步拓展业务，涉足设计和研发领域，逐渐从一个单一的制造商转变为提供全方位解决方案的企业。富士康的成功促使更多的中国本土企业看到了代工在全球化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这不仅为中国企业提供了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展示生产和管理能力的平台，也对整个供应链生态系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比亚迪。比亚迪是一家总部位于深圳的中国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制造电池、汽车和新能源产品。比亚迪最初是一家生产充电电池的公司，但在收购了一家Kaiyun官方中国汽车制造厂之后，逐渐将业务拓展到了更广泛的领域。比亚迪成功地借助代工和合作机会深入全球供应链，这使该公司能够更快地适应市场变化，同时也提升了它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如今，比亚迪的电池制造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包括与苹果、三星等公司的合作，提供各类移动设备的电池解决方案。除了电池业务，比亚迪还成功地进入电动汽车市场，不仅在中国，更在全球范围内取得了不小的成功。该公司与各种合作伙伴，包括地方政府、公共交通系统和其他企业进行合作，提供电动公交车、出租车和私人用车等多种解决方案。
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在外企工作的中国员工，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后，不少人选择了创业或者回归国内的大企业。他们带回了外企先进的经营哲学、管理技巧和技术专长，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转型与升级。据统计，从 2003 年到 2014 年，中国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逐年上升。中国政府鼓励技术创新和品牌建设，为此提供了各种政策和财政支持。众多中国企业，如华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等，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技术和市场成果。
自加入 WTO 到 2015 年，多边贸易开放使中国比较优势的获利越来越明显。中国逐渐在原材料到成品的全过程供应链中发挥作用。
我们在前文讲到了廉价劳动力的先天优势，除此之外，大量的外商投资使中国企业产生了技术溢出，中国逐步成为产业链最完善的国家。从原材料到成品，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供应链，而且总是可以快速、高效地生产各种产品。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 2022 年， 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接近 30 万亿元， 占全球总量的近28%，位居全球第一。以对产业完善度要求最高的电子产品、汽车和太阳能板行业为例。2022 年，中国的智能手机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约 70%a；2022 年前 8 个月，中国的汽车出口量达到 181.7 万辆，同比增长52.8%；中国光伏产品出口总额超过512亿美元，中国在全球太阳能发电主要零部件领域的出口规模在 2025 年以前市场占有率有望扩大至 95%。中国拥有难以复制的供应商、装配厂、技术工人和服务提供商，并且规模庞大，涵盖了范围广泛的低技术、中技术甚至高科技产品。产业链规模也使中国在跨国套利的国际贸易中迅速崛起。
借助外商投资的势头，中国迅速建立起强有力的市场优势。在 2023 年 8 月之前，中国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拥有超过 14 亿人口，这为各种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巨大的消费市场。按购买力平价（PPP）衡量，中国是当今最大的消费经济体。例如，根据国际数据公司（IDC）的报告，2022 年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达到 3.65 亿部，占全球市场的近 30%。在未来 10 年，增加的消费可能超过其他国家，预计将占全球消费增长的 25% 以上。这个时期中国中等收入群体的崛起，也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最大推动力。据麦肯锡估算，到 2030 年，预计 60% 的城市消费将由中等收入群体驱动，而目前这一比例为 35%。中国不仅占全球电动汽车支出的 40%，而且该类别的消费增长速度比全球快 7 倍多。中国还在时尚、配饰、消费电子产品等可自由支配类别中占有很高比例。
21 世纪初，中美两国的经济结构和资源优势互补，形成了一种 “天作之合”的合作模式，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也为美国的经济创新带来了新的机遇。在这种模式下，中美两国的研发和制造能够高效协同，实现双方利益的最大化。在 21 世纪初的经济关系中，美国是高消费、高研发的经济体，中国则是生产与制造的中心，两国之间形成了紧密的供应链关系。在此背景下，大量的美国企业在中国建立了工厂，而中国的企业则向美国出口了大量的成品和半成品。例如，苹果手机在中国组装并出口到全球，这只是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一个缩影。此外，中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庞大的市场和完善的制造业供应链，而美国拥有强大的技术研发实力、品牌和资金优势。这种生产要素的互补，为双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例如，在电子产业链中，美国企业如英特尔、苹果、微软等提供核心技术和品牌，中国企业负责生产和组装，双方共同分享利润。中国的崛起及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地位，部分得益于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的紧密关系和策略定位。这种关系不仅基于双方的经济利益，也反映了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深度互补的经济结构。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发展促进了跨境金融的繁荣。当中国被冠以“世界工厂”的称号时，它与众多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期，从而引起跨境支付和结算需求的急剧增加，催生了跨境金融服务的持续创新与完善。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的不断上升，人民币逐渐被视为一种重要的“世界货币”。事实上，众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已经将人民币列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贸易联系并方便跨境交易，许多国家已经与中国达成协议，建立了人民币清算机构。
美元一直是在国际贸易结算中占据很大比例的货币。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寻求减少对美元的依赖，改为使用人民币或卢布进行双边贸易结算。这种趋势对两国来说有多重好处：一方面，它有助于规避由于美国单边制裁而可能产生的风险；另一方面，它也有助于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例如，中国和俄罗斯在能源、农产品、工业品等多个领域已经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
中国与中东国家如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也开始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特别是在石油和天然气领域，中东国家是中国重要的能源供应商，而中国则是这些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双方能够降低交易成本和外汇风险。这不仅加强了中国与中东国家的经济关系，也促进了人民币在国际贸易中的使用。
另外，伦敦、新加坡等金融中心也都加强了与中国的合作，为全球投资者提供了更多与人民币相关的金融服务和产品。这些例子反映了人民币在全球贸易中日益提升的重要性，特别是在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之间。
随着对外开放政策的进一步推进，众多外资银行纷纷涌入中国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或子公司，致力于提供全方位的跨境金融服务，以便适应与国际市场的交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更是为跨境金融服务增加了新的动力。这不仅关乎基础设施建设，还涉及深度的金融合作。基于这一框架，许多与中国签署合作协议的国家都在金融领域加强了合作，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建立。这无疑进一步扩大了跨境金融的影响范围。
中国还逐步放松对外汇的管制，允许企业和个人在更宽泛的范围内开展外汇交易，为跨境金融服务创造了更为有利的环境。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商的飞速发展，中国的跨境电子商务也呈现强劲的增长势头。这不仅涉及实物商品的跨境流通，更关乎资金的跨境流通，为跨境支付解决方案带来了无尽的创新机会。我们的研究指出，跨境供应链的建立对跨境融资的繁荣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经典库存理论认为库存在匹配需求和供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认为企业的生产库存也逐渐成为融资的新选择。中国企业会把库存作为一种金融工具进行抵押，进而得到短期的借款，利用进口产品的库存引入较低成本的资本，从而获得更高的财务回报。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发展历程尽管极具特色，但不应只被视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或特例，而更应被理解为历史发展规律的一部分。在历史长河中，文明国家经历了繁荣、衰退与复兴。中国的发展历程与历史的大潮同步，体现了国家与民族不断追求进步、自主与繁荣的普遍愿景。中国是古老的文明国家，宋代的科技、文化和经济发展，明清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曾展现出中国对于创新和进步的持续追求。虽然由于战乱、内部腐败、西方列强入侵等因素，中国在近代历史中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落后和挫折，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抓住了全球化的机遇，成功地进行了现代化建设，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这一转变并不是孤立地产生的，而是基于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结合了现代发展的实际需求。更为关键的是，这一崛起路径并不只是简单地模仿西方或其他成功模式，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结合东西方智慧的发展之路。这恰恰显示，国家的成功不是赖特定的模型或公式，而是根据自己的历史、文化和实际情境来创造和选择的。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实现了从封闭的农业国向现代化工业国的转变。日本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教育和管理制度，结合自身的文化和传统，成功地在短时间内走上了工业化之路，最终在 20 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一转型过程强调了外来先进经验与本土文化相结合，以及国家的战略规划和长远发展。韩国在 20世纪中后期通过“汉江奇迹”，实现了从战后废墟到工业化经济大国的跃升。韩国的成功在于对教育的投入、家族企业所扮演的角色、政府与私营部门的紧密合作，以及出口导向型工业化策略的执行。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后抓住全球化机遇，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之路。
从微观层面，我们也能看到中日韩三个国家的企业崛起的相似之处。在日本，一些领先企业，包括绿色能源领域的丰田、5G 电信和人工智能领域的软银，以及高速铁路领域的川崎重工，都在战后迅速靠开放的贸易策略和技术环境崛起。在韩国，一些领先企业，包括现代、三星、现代 Rotem 等，也都在 20 世纪中后期通过国家补贴发展起来。纵观中国近些年的一些领先企业，包括比亚迪、华为以及无人机领域的大疆，在一定程度上依赖政策补贴以及相对宽松的贸易环境发展起来。当我们审视中日韩三国企业的崛起时，不仅可以看到它们在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相似点，还可以发现这三个国家都强调了结合本土文化的创新与改革，以及国家与民族的不懈追求和努力。